昨天我看了这部零差评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故事中有一个“慢粒白血病”的群体，需要买4万一盒的高价药来吃，但是同样药效的印度仿制药却只要500元。
走私犯法，但可以牟取暴利，在巨大的诱惑下，程勇成了一名药贩子，并且发家致富。
后来看到无数个因为没钱治病而死去的病人，他良心发现，一次次把药品的钱卖到最低，甚至是贴钱进去，最终他由坏人变成了好人。
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医院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治疗师，在医疗行业也算摸爬滚打了30余年，看过之后很久没有说话。
程勇穷尽一己之力，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坐在送往监狱的车里，看着数不清的慢粒白血病患者为他送行。
一个普通家庭与贫困的差距，也就隔着一场病。哪怕是有车有房的中产，一场不大不小的病也能让你捉襟见肘，在疾病面前，我们就是如此脆弱。
我看过太多因为一场病，一个家庭推向奔溃的边缘。当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或者发育迟缓，多数母亲都会辞掉工作带孩子进行康复治疗，每年康复的费用在5-20万不等。
有些家长会不惜一切代价，卖掉房子或举债为孩子康复，尽管有时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有一个家庭，孩子已经很大了，有着明显的孤独症(自闭症)症状。我问家长为什么不带孩子做干预。
“怎么不想带呢?一开始给他训练了半年，房子卖掉了，车也卖掉了，实在没有东西可以卖了。现在只好时时刻刻盯着他，他突然控制不住了，就拿着绳子绑住，走一步算一步吧。”孩子的妈妈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起来。
任何安慰在妈妈面前都显得苍白无济于事。我们不是药神，只是治疗师，能做的只有秉承自己的良知，利用自己的真技术帮助孩子，给孩子最好的疗效。
或许电影里说的是对的：“这个世界如果只有一种病的话，那就是穷病。”
看病贵，看病难孰是孰非?
也许很多人会痛斥卖高价药的格宁列药品公司，可是仔细想想他们错在哪里了呢?
药物研发前期势必需要投入巨大的金钱和时间，最后把“活生生”的药做出来——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是漫长的临床研究。好不容易熬到临床研究结束了，药企又要面对新药注册的严峻任务。
我们只看到售价4万一盒的成品，却看不到背后屡败屡战的尝试。
只有保证其充足的利润，药商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把资金投入到新药的研发中去，以此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他们也想降价，可是那就意味倒闭。
我身边也有家长反映：“你们的课太贵了，能不能便宜一点?”一开始，我们团队也是抱着公益的想法，尽量为孩子提供有效的、能承受的康复服务，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可是课程研发、治疗师培训、租金、教学设备采购、日常开销等等巨额费用让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将收费与公益结合，我们才能继续往下走。
去年的孤独症(自闭症)关注日，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面向全国发起“万人筛查·千人授课”孤独症(自闭症)早期干预公益项目，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孤独症(自闭症)儿童提供免费孤独症(自闭症)专业筛查、评估及康复课程。
可是这个数字对于日益增长的孤独症(自闭症)儿童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在一个医疗体系不完善的国度里，病，等于贫穷，也等于绝望。
绝处逢生
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不仅能让人看见黑暗，还能让人看见光。
电影最后，有一个彩蛋：“现在没人弄假药了，正版药进医保了”，幸运的是，在任何病症面前，国家也在进步。
前几天，我分享了《国内外顶尖专家权威解读孤独症热点问题(内附视频)》，
其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副主任冯力为我们分享了《中国残联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及现状》。
在孤独症(自闭症)救助路上，国家一直在脚踏实地寻找着出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孤独症(自闭症)这个群体，越来越多的问题得以解决。
影片真正想表达的，是中国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都难以解决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不理想的医保体系、四二一的家庭结构等等因素造成医患关系紧张。
在从事治疗师的十余年中，也遇到不少把怒气的矛头指向我们的家长，说治疗师压榨人，其实还挺委屈的。
我们不是药神，只是治疗师，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些检查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为大家诊断出什么问题，然后判断用什么方法。
看到一个个家长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们一样着急心疼，能拯救穷病的大概是日益完善的医疗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了。
最后想用程勇审判时说的一句话：“不过，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一天早点到吧，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慢慢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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